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2013年4月的某個早晨，陽光一如往常地靜靜灑落桌上，杯中的柳橙汁透過光泛著金黃，一切再熟悉不過。我一邊啃著吐司，一邊隨手翻開《科學人》雜誌，「柳橙末日」四字斗大的標題突然躍入眼簾。「有點駭人。」我心裡暗想，「難道以後真的沒有柳橙汁可以喝了嗎？」繼續往下讀，文中寫到，柑橘黃龍病自2005年在佛羅里達現蹤後，短短八年便造成當地超過45.4億美元的損失，逾8,200人因此失業…。當時佛羅里達新興病原體研究所所長更警告：「五年內，佛羅里達的柳橙汁可能就要消失了。」

讀罷，我趕緊低頭喝了一口手中的柳橙汁，心中百感交集，難道這一口酸甜的滋味，還有那蹣跚買橘子的背影，真的就要消失了嗎？

13年後的今日（2026年），其所言似乎部分成真，佛羅里達柑橘產量已從 1997/98 年的 2.44 億箱崩跌至 2024/25 年的約 1,200 萬箱，降幅近95%；2024年橙汁期貨價格創下1973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日本甚至有企業被迫暫停部分柳橙汁產品的銷售。這場悄然蔓延數十年的植物瘟疫，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近幾年科學界又是否找到了應對之道？以下，就讓我們從這場柑橘危機的元兇—柑橘黃龍病—說起。

柑橘黃龍病（Huanglongbing, HLB），又稱柑橘綠化病（Citrus greening），是一種毀滅性且目前無法治癒的柑橘細菌病害。黃龍病最早於20世紀初在亞洲被注意到，1919年中國廣東潮州地區已有類似病害記載，當時民間稱為「黃梢病」，也有農民將這些在綠葉叢中竄出的黃色枝條比喻為盤踞在樹上的「黃龍」，黃龍病因此得名。1956年，中國科學家林孔湘首次證明該病可經由帶病枝條嫁接傳播，確認其具感染性。不久後，學界也確認了昆蟲是黃龍病的傳播媒介，非洲柑橘木蝨（Trioza erytreae）於1965年被證明可傳播非洲的柑橘綠化病病原，而亞洲柑橘木蝨（Diaphorina citri）則在1967年於印度和菲律賓同時被證實能傳播亞洲的黃龍病病原。自此，黃龍病被確認是一種由木蝨媒介的傳染性病害，而非早先誤以為的營養缺乏症或病毒病。

黃龍病的病原體確認過程經歷了數十年的探索。早期由於無法分離培養，科學界一度推測病原可能是類菌質體（沒有細胞壁的細菌）或病毒等。1970年代，隨著電子顯微鏡技術的應用，科學家在染病柑橘的韌皮部篩管中觀察到了小杆狀細菌。進一步研究顯示，這種微生物具有雙層細胞膜和類革蘭氏陰性菌的細胞壁結構，但無法檢測到典型的肽聚糖成分。

1970年代初的試驗中，科學家嘗試對病樹進行抗生素注射（如四環黴素），結果顯示病樹的生長狀況獲得一定改善；青黴素處理也一度讓染病柑橘長出較健壯的新梢和葉片。這些結果強烈暗示黃龍病病原體是一種具細胞壁的細菌（而非病毒或菌質體），但由於其專一寄生於韌皮部且迄今難以人工培養，學術上將其歸類為Candidatus（暫定、候選之意）細菌。1994年，科學家透過16S核糖體RNA基因序列分析，正式確認黃龍病相關細菌屬於一個新的屬，命名為Ca. Liberibacter。其中，亞洲株命名為Ca. L. asiaticus，非洲株命名為Ca. L. africanus，以反映其不同的地理類群。到了2004年巴西爆發黃龍病時，又鑑定出一種美洲特有的新種，命名為Ca. L. americanus。至此，黃龍病病原體的真面目才水落石出，是一群韌皮部內生的Candidatus革蘭氏陰性菌，主要包括上述三個物種。

柑橘黃龍病的全球分佈與擴散歷史

黃龍病原產於亞洲被認為可能性最高。廣東是公認的疫病起源地之一，文獻記載當地農民回憶該病在19世紀末就已存在於潮州地區的柑園中。20世紀初，黃龍病在華南地區仍呈零星分布；但到1930年代，病害已在廣東一帶大面積暴發，對柑橘生產造成嚴重威脅。1943年，中國大陸的科學文獻首次以「黃龍病」之名發表對此病的報導。自此之後，黃龍病在亞洲多地陸續被觀察到。臺灣於1951年首度記錄該病，當時稱為「立枯病（Likubin）」；1960年代，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相繼出現黃龍病疫情，並各自以本地名稱稱呼。至20世紀下半葉，黃龍病已遍及幾乎整個南亞、東亞及東南亞的柑橘產區，包括中國大陸（華南、華中和台灣等）、印度次大陸以及日本琉球群島等，成為亞洲柑橘產業共同的重大威脅。

非洲的黃龍病則分佈於非洲東部和南部的高原地帶。早在1920年代末，南非西部的柑橘園就出現了所謂「黃枝病」或「綠化病」的現象。不過直到1947年，南非才以英文名稱Greening正式報導此病。以往非洲的黃龍病主要分佈在較涼爽的高海拔地區，因為非洲型病原菌和其媒介非洲木蝨都不耐高溫。南非、辛巴威、史瓦帝尼、肯亞、衣索比亞等十多國的高地柑橘園都曾受其影響。在非洲低海拔熱帶地區，由於高溫不利於非洲型黃龍病菌和非洲木蝨存活，疫情相對有限。然而，較耐熱的亞洲型黃龍病菌於2010年首次在衣索比亞被報導，後續在坦尚尼亞及肯亞也發現亞洲柑橘木蝨及亞洲型黃龍病的存在，因此非洲的黃龍病疫情已不能視為僅限於非洲型菌種及其傳統分布區域。

中東及印度洋地區方面，黃龍病於1980年代初被發現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西部的紅海沿岸綠洲地帶，以及葉門的涼爽高原區。在留尼旺和模里西斯等印度洋島國，竟同時存在亞洲型和非洲型兩類病原及其媒介木蝨，低海拔地區以亞洲型菌和亞洲木蝨為主，高海拔則是非洲型菌和非洲木蝨，有些橘園的果樹甚至同時帶有兩種病菌。這種有趣的現象反映了不同菌株對溫度環境的適應差異。

黃龍病傳入美洲則在21世紀後，由於美洲為全球柑橘及柑橘汁的重要產區，傳入也意味著全球大流行時代的開始。以下列出黃龍病在美洲擴散的關鍵時間點與地區：

2004年（南美洲）：在全球第二大柑橘生產國巴西首次發現黃龍病案例。巴西聖保羅州確認了由亞洲型黃龍病菌引起的疫情。同時在巴西還分離出一種新的菌株—美洲型黃龍病菌，一度在當地感染了約95%的病株。但隨後數年，可能由於美洲菌株耐熱性較差而亞洲菌株較耐熱，兩者比例發生逆轉。到2008年聖保羅州內感染株以亞洲菌株為主，美洲菌株大幅減少。美洲型病菌目前僅局限於巴西部分地區，未擴散到其他大洲。

2005年（北美洲）：美國佛羅里達州首次確診黃龍病。疫情在發現前可能已潛伏多年，傳入途徑被認為是帶菌木蝨從亞洲或加勒比地區飄入，佛州自此遭受沉重打擊。截至近年，當地估計90%的柑橘樹感染了黃龍病，許多果園出現枝枯葉黃、果實畸形的幽靈樹。十年間佛州柑橘產量驟減過半，經濟損失數十億美元。

2006年（加勒比海）：古巴報告黃龍病病例，此後病害迅速波及加勒比海島國。

2007-2009年（中美洲）：黃龍病陸續侵入中美洲大陸。2009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確診首例黃龍病後，不出幾年病害便如野火般蔓延至整個中美洲。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貝里斯、薩爾瓦多等主要產橘國家無一倖免。

2010年代（北美洲其他地區）：墨西哥約在2009年前後出現黃龍病疫情並迅速擴散全國。美國德州於2012年前後也陸續發現感染樹。2012年加利福尼亞州首次在洛杉磯住宅區的一棵柑橘樹上檢測到黃龍病陽性，震動當地果業。截至目前，加州透過病樹移除、隔離檢疫、宿主植物移動限制及亞洲柑橘木蝨防治等措施，降低黃龍病菌從住宅區向商業柑橘產區擴散的風險，因此黃龍病仍主要在住宅區與城市郊區環境中檢出，但亞洲柑橘木蝨已在南加州廣泛定殖，且持續向其他產區附近擴展，對加州柑橘產業構成長期威脅。

其他地區：到2020年代初，黃龍病已在亞洲、非洲、美洲的超過50個國家肆虐，僅剩歐洲主產區（地中海沿岸）尚未出現確診病例。歐洲雖然尚無黃龍病，但已於近年在葡萄牙、西班牙的部分地區監測到亞洲柑橘木蝨的蹤跡。為此歐盟實施嚴格檢疫措施防堵病原傳入。

柑橘黃龍病病徵與防治

黃龍病典型葉部病徵是在葉片形成不對稱的黃綠相間斑駁，有時葉脈會有變硬、木栓化的現象。隨著葉片變黃、落葉（圖二），整株樹冠可見部分枝條呈現梢枯的現象，樹勢因此衰弱，導致產量減少甚至全株死亡。罹患黃龍病的植株新葉常會呈現新葉狹長脈間黃化的缺鋅病徵，結出的果實可能畸形、變小，著色不均，皮厚果汁變少，失去商品價值。

隨著對病原認識的加深，黃龍病防治策略也不斷演進。早期因為病因不明，防治十分困難。1950-60年代，在尚無有效藥劑的情況下，中國和臺灣等地的農學家建議加強田間衛生、砍除病株，以減少傳染來源。1970年代後，隨著嫁接傳播和昆蟲傳播途徑的了解，各國逐漸形成了三個大方向的防治共識，包括種植健康無病種苗、砍除病株、以及大規模防治柑橘木蝨。這套策略至今仍是防治黃龍病的主要手段。在化學防治方面，目前主要使用樹幹灌注四環黴素，然而此方法只能暫時延緩病情，且1年至1年半需注射1次，無法根治且成本高，不適合大面積長期使用。生物防治方面，1980年法國科研人員在留尼旺島成功引入黃龍病木蝨的寄生蜂來抑制木蝨族群（圖三），開創了生物防治黃龍病的先例。此外，各國也加強了苗木檢疫與柑橘產區的防檢疫，以防止病害遠距離傳播。

然而，這些策略目前對黃龍病的防治效果仍然有限。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與基因工程技術的躍進，許多新穎具有潛力的防治方法問世，其中最受矚目的，是2025年刊登於《Science》期刊並榮登當期封面的重大突破（圖四）。

研究人員比較感病甜橙（Citrus sinensis）與耐受品種道縣野橘（Citrus daoxianensis）、手指檸檬（Microcitrus australasica）健康以及接種黃龍病菌後的轉錄組（基因表達量），鎖定了一個關鍵基因PUB21。這是一種負責「標記蛋白質送去銷毀」的酵素（E3泛素連接酶）。PUB21其中一個目標是MYC2 轉錄因子，MYC2 是茉莉酸（jasmonate, JA）防禦反應的核心調節者，這個防禦反應對黃龍病抗性很重要，一旦啟動，柑橘會產生抗菌次級代謝物與揮發性萜類，後者既可殺菌、又可干擾木蝨找到目標樹。

但是感病的甜橙中，PUB21 的啟動子內被 helitron 轉位子插入了多個 MYC2 結合位（G-box-like motif），這個結構性的弱點會讓 MYC2 啟動免疫防禦的時候，反而會同時去拉高 PUB21 的表達，而 PUB21 增加又會將 MYC2 降解銷毀。

你可以想像，黃龍病菌入侵柑橘之後，病菌進入篩管組織，植物細胞立刻偵測到威脅，MYC2 隨即被活化，準備啟動茉莉酸免疫訊號、調動各種防禦資源，但是，感病甜橙中，當MYC2 試圖啟動防禦的同時，也結合了 PUB21 的啟動子，讓PUB21的表達量上升，PUB21 一多，就開始大量降解 MYC2。MYC2 減少，防禦訊號減弱，柑橘喪失了抵抗黃龍病的能力。

這就像一座城市，每當市民（MYC2）拿起電話呼叫消防隊，這通電話卻同時自動通知了一支拆遷隊（PUB21）前來沒收所有電話。市民的求救聲越急切，電話被收走得越快，最後城市陷入火海，卻再也沒有人能發出求救訊號。

除了植物減弱自身的免疫反應，研究團隊還發現病菌本身會分泌 SDE5 效應蛋白，這個蛋白在進入柑橘細胞後會增強 PUB21–MYC2 結合，加速 MYC2 降解，讓柑橘無法發揮防禦反應。

而在對黃龍病免疫的芸香科物種Bergera koenigii（咖哩葉）與 Zanthoxylum bungeanum（花椒）中，存在一個天然的 PUB21 旁系同源物—PUB21DN（dominant-negative PUB21）。它在U-box domain有一個關鍵突變，讓這個蛋白會結合正常 PUB21，讓它失去 E3 連接酶活性。結果MYC2 不再被分解、JA 防禦持續啟動、植物對黃龍病菌產生顯著抗性。研究團隊將 PUB21DN 轉進感病柑橘後，轉殖植株對 HLB 表現出明確抗性。

為了把這項天然發現變成可大規模應用的「藥物」，團隊用人工智慧從人類腸道微生物組來源的抗菌肽庫中篩選能與 PUB21 結合並抑制其活性的胜肽。最終篩選到一個僅 14 個胺基酸的 APP3-14（Antiproteolysis Peptide 3-14）。

APP3-14 有兩個功能，第一，穩定 MYC2，直接綁住 PUB21 阻止泛素化降解；第二，直接溶解病原細胞，殺死黃龍病菌。

在受感染甜橙的溫室與田間試驗中，APP3-14 把 CLas 含量降低至少 80%，部分試驗達到超過 90% 的抑制率，這個效果超過傳統的四環黴素注射，而且APP3-14源於人類腸道微生物，毒性低、容易分解，且產生抗藥性風險較小。

這篇研究除了找到未來有望用來防治黃龍病的新藥物，其研究方法也確立了「靶向防禦蛋白穩定化」（targeted defense protein stabilization）為新一代抗病育種與生物農藥的範例，並且展示利用 AI 對「不可培養細菌」進行藥物設計的成功案例。這為其他重要的不可培養的病原菌如橄欖速死病（Xylella fastidiosa造成）、玉米鏽病提供新的防治研究方向。

除了上述這篇研究，這幾年尚有幾個重要的突破可望為柑橘黃龍病的防治帶來新的契機：

抗菌肽：抗菌肽是生物天然產生的一類小分子蛋白，能像「分子刺客」一樣直接破壞細菌的細胞膜，將其殺死；在農業上，它們被視為取代傳統農藥與抗生素的新世代生物防治利器，可用於保護作物免受病原菌侵害，同時降低抗藥性問題的風險。加州大學河濱分校金海玲團隊從澳洲指橘（Microcitrus australasica）找到的穩定抗菌肽 SAMP（PNAS 2021），可在攝氏55度高溫下保持活性，並能在半小時內快速穿刺黃龍病菌使其死亡，現由 Invaio Sciences 商業化並在佛羅里達進行多年田間試驗。

黃龍病菌體外培養首次重大進展：2024 年 Desen Zheng 等人建立了液體培養基與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FLMAT-1 共培養系統，使黃龍病菌可在體外顯著增殖並維持超過 20 個月，並完成科霍氏準則的部分驗證，為未來純培養與藥劑篩選奠定基礎。

臺灣在柑橘黃龍病上的研究與貢獻

臺灣自1950年代初遭遇柑橘黃龍病以來，在研究與防治實踐上都做出了重要貢獻。黃龍病在1951年侵入臺灣北部柑橘產區，當時被稱為「立枯病（Likubin）」。疫情隨後迅速擴散，導致主要品種如椪柑、桶柑、甜橙大面積染病，果樹樹齡明顯縮短，產量和品質嚴重下滑。臺灣柑橘產業在1950-60年代一度面臨存亡挑戰。面對黃龍病的肆虐，臺灣的農業試驗單位和大學很早便投身相關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臺灣大學植物病理學者蘇鴻基名譽教授在1970年代率先發展抗生素治療以及利用頂梢嫁接技術繁殖柑橘健康種苗。

柑橘黃龍病的病徵常會與其他病害或營養障礙混淆，因此正確檢測非常重要，臺灣大學的洪挺軒教授在1999年發表PCR檢測技術，可以檢測植株和木蝨體內是否帶有柑橘黃龍病菌。

蘇鴻基名譽教授團隊也利用柑橘黃龍病感染之後會在葉片累積大量澱粉的特性，開發出碘液快速檢測方法，雖準確度只有80%左右，但因使用方法簡便，材料取得容易，在中美洲及東南亞深受當地農業單位重用（圖五）。

在防治實務上，臺灣可以說是亞洲地區最早建立黃龍病綜合防治體系的國家之一。由於1970年代出現新的病菌系統侵染原本耐病的文旦柚等品種，導致臺灣已無免疫品種，黃龍病徹底成為柑橘生產的限制因子。面對這種嚴峻形勢，臺灣農政單位與農民攜手，發展包括健康種苗、移除病株、防治木蝨的綜合防治手段。1980年代，臺灣即開始推行柑橘健康種苗制度。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建立了黃龍病無病原種園，保存健康穗條母樹並提供接穗，並指定新竹、宜蘭、臺東成功鎮、嘉義梅山等地的種苗場作為健康苗木繁育基地，確保對外供應的幼苗不帶黃龍病病菌。針對已感染的老橘園，推動田間衛生清園行動，種植健康苗前，必須鏟除田間所有病株及可能的中間寄主（例如烏柑子）。對於荒廢疏於管理的老柑橘園，則執行清園，以杜絕病原、蟲源的藏匿處。在防治媒介木蝨方面，利用木蝨動態調查的學理基礎於木蝨族群及遷飛高峰期採取化學農藥控制。同時，引進木蝨天敵亮腹釉小蜂，於沒有施藥的時期施放，進一步降低木蝨族群。這些綜合措施使得臺灣雖然無法根除黃龍病，但成功降低危害。以文旦柚為例，在重病區經過全面清園和健康苗重建園後，新園的健康株比例逐年上升，只要持續拔除零星病株即可控制在局部發生。

臺灣在黃龍病防治上的經驗與成果也獲得了國際認可。由於臺灣自1950年代以來累積了超過70年的防治經驗，近年來積極對外分享。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在中美洲地區推動的技術援助計畫，就特別將臺灣黃龍病防治成功模式帶到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多明尼加等國，協助當地建置健康種苗生產體系、快速診斷及綜合防治方法，協助他們遏制黃龍病蔓延，維持柑橘產業的基本生計。

展望未來，隨著更先進的診斷、防治和育種技術不斷湧現，包括臺灣在內的全球柑橘產區有望逐步解除黃龍病帶來的威脅，迎來柑橘產業的復甦。透過持續的科學研究、國際合作與知識分享，期待人類終將戰勝這一柑橘殺手，守護柑橘果園，讓柳橙汁能留在早餐的餐桌上。

參考資料

Zhao, P., et al. (2025). Targeted MYC2 stabilization confers citrus Huanglongbing resistance. Science, 388(6743), 191-198.
Huang, C. Y.,et al. (2021). A stable antimicrobial peptide with dual functions of treating and preventing citrus Huanglongb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6), e2019628118.
Zheng, D., et al. (2024).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Koch’s postulates for the citrus huanglongbing bacterium, Candidatus Liberibacter asiaticus. Horticulture Research, 11(3), uhae011.
https://iocv.ucr.edu/citrus-diseases/huanglongbing
https://www.nationalacademies.org/read/12880/chapter/21
https://www.icdf.org.tw/wSite/ct?ctNode=31199&xItem=32015&mp=2
https://www.icdf.org.tw/wSite/ct?xItem=42489&ctNode=31199&mp=2

作者簡介

吳秉祜 助理教授

專長為植物病理學、病害整合管理、微生物生態、農藥抗藥性分析、植物線蟲學、高通量定序及數據分析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同學一邊吃著巧克力脆片，一邊說：「老師，巧克力不是甜甜幸福滋味嗎？會有什麼潛在風險物質啊？」小安老師笑了笑說：「來來來~請大家帶跟我走。」實驗室旁展示區，桌上擺著三樣東西，分別是一盤可可豆、一小罐可可粉以及黑巧克力片。旁邊放著三張卡片，上面分別寫著：鎘（Cadmium, Cd）、黃麴毒素（Aflatoxin, AF）、苯并芘（Benzo[a]pyrene, BaP）。

小安老師說：「你們每吃一口巧克力，都像在讀一本從農田一路寫到工廠的故事。故事裡有發酵、烘焙、幸福香氣，但也可能夾雜三位不請自來的壞蛋們。」關鍵不是恐慌，而是弄懂它們從哪來？什麼情況會增加？怎麼把風險降到最低？。接下來，我們一步步揭開它們的來龍去脈吧！

第一位小壞蛋從土壤跟著可可長大：鎘

鎘 (Cadmium, Cd) 為自然界中的元素，存在於地殼之中。所有的土壤和岩石，包括煤和礦物肥料，都含有一定量的鎘。所有的植物都有一定程度吸收鎘，但可可樹（Theobroma cacao L.）比其他植物更有吸附累積鎘的能力（Vanderschueren et al., 2021）。同學皺眉問說：「那吃到有鎘的可可會怎樣嗎？」，小安老師說：「重點在『長期』。」鎘的風險多半來自長期、慢慢累積的暴露。會累積於腎臟並可能導致腎臟疾病的產生。其他的長期影響，則是肺的損傷和骨骼脆弱，骨質疏鬆的症狀（痛痛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已將鎘及其化合物列為對人類明確致癌（Carcinogenic to humans, Group 1），因此各國會訂定食品中的鎘限量。巧克力與可可粉往往是監測重點，臺灣自2026年1月1日起針對巧克力及可可粉提出重金屬鎘之限量規定，凡於市面流通販售之巧克力及可可粉，均應符合鎘之限量標準。

「那怎麼讓可可中的鎘降低啊？」另一位同學問。

小安老師說：「好問題！」，並將「辦法」寫上白板，

1. 源頭管理：選擇土壤鎘背景值較低的產區，或是透過土壤改良（例如提高土壤酸鹼值、增加有機質）降低可可樹對鎘的吸收與累積。
2. 原料分級與檢驗：可可豆進廠前抽驗以符合相關衛生法規、分批管理。
3. 消費端的理性選擇：適量、多元飲食最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食品安全常說，從農田到餐桌，每一步都重要唷！

第二位小壞蛋潮濕發霉時悄悄現身：黃麴毒素

接著小安老師從玻璃透明罐倒出發霉的可可粉（教學用的）。「如果鎘是土地的影子，黃麴毒素就像是『潮濕的暗號』。」

黃麴毒素主要由黃麴黴（Aspergillus flavus）與寄生麴黴（Aspergillus parasiticus）等黴菌在特定環境下生成（高溫、潮濕、通風差等）。如果可可豆日曬或乾燥不完全、含水量太高，或儲存環境潮濕，黴菌就可能趁虛而入。黃麴毒素常見型別包含 AFB1、AFB2、AFG1、AFG2，其中以AFB1（黃麴毒素B1）毒性最強、最具致癌性。黃麴毒素的毒性作用主要是AFB1在體內代謝形成反應性中間產物毒素，毒素與基因核酸DNA結合，抑制了DNA及RNA的合成，結果造成核仁形態改變，同時抑制了蛋白質的合成。黃麴毒素最主要的毒性靶器官是肝臟。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已將黃麴毒素列為對人類明確致癌（Carcinogenic to humans, Group 1）。

「那降低黃麴毒素的關鍵策略是什麼呢？」同學問。

小安老師回答說：

1. 生產端：可可豆須充分乾燥，避免雨淋回潮。產品儲存應避免高溫、潮濕以及通風良好！此外，建立原料入廠檢驗、批次追溯，確保可可豆品質。
2. 消費端：開封後可可粉、巧克力醬等要密封防潮，看見發霉、異味就不要吃。

小安老師要提醒大家：「食品安全很多時候是在跟『環境條件』有關。東西放久了，其實是讓黴菌有機會完成它的『化學創作』。」

第三位小壞蛋高溫燃燒與煙燻的黑色腳印：苯并芘

最後小安老師拿起巧克力片說：「你們聞到的香氣，來自火與溫度。但加熱溫度如果過高，也可能留下黑色腳印–苯并芘。」苯并芘是一種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食品加工過程中由於有機物質的燃燒不完全和高溫裂解以致產生大量的PAH。亦或烹調過程中（如以爐火直接烘烤），經常發生植物油的高溫分解導致PAH的生成而汙染食品。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已將苯并芘列為對人類明確致癌（Carcinogenic to humans, Group 1）。依據台灣目前食品衛生法規，可可豆及其製品，以可可脂之含量為基準苯并芘限量5.0 μg/kg。小安老師補充說明，產品避免煙燻直接接觸、控制乾燥溫度、定期清潔設備，減少苯并芘的產生，以及產品檢驗符合衛生法規。另外，2023年食藥署抽驗市售巧克力原料，結果均合於法規規定。

同學恍然大悟了解到原來不是「不能吃」，而是「懂了再吃」，看著巧克力，語氣變得很成熟：「食品安全不是要我們什麼都不吃，而是要知道『風險從哪裡來』，然後運用食安管理降低風險。」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Vanderschueren et al., (2021). Mitigating the level of cadmium in cacao products: Reviewing the transfer of cadmium from soil to chocolate bar.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81, 146779.
陳健民，黃大駿（2020）新編環境毒物學。新文京出版社。
食藥署，https://www.fda.gov.tw/TC/index.aspx
圖片由生成式AI工具輔助繪製（ChatGPT, Google NotebookLM, Gemini – Google, Canva）

作者簡介

龔得安 副教授

專長為食品新興汙染物監測、農業環境毒物學、食用安全風險評估、食品副產物永續再利用、水生動物分子毒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你有吃過鱉嗎？

鱉，就是那種在都市傳說中「被咬住要等地震才會放口」的神秘生物，當然這種說法並不是真的，只要將鱉放入水中，牠自然就會鬆口，但也顯示出鱉擁有相當強的咬合力，是一種相當具有特色的水生爬蟲類動物。
在臺灣的閩南語中，也流傳著不少與鱉相關的俚語，例如「龜笑鱉無尾，鱉笑龜粗皮」，意思就像「五十步笑百步」，而「掠龜走鱉」則代表「顧此失彼」，由此可見，鱉早已融入我們的生活文化之中。

臺灣最大的甲魚產地在哪裡？

那你知道臺灣最大的鱉（又稱甲魚）養殖產地在哪裡嗎？答案就在國境最南端的-屏東縣。國內甲魚養殖主要分布於中南部地區，其中以屏東縣的飼養面積最大，其次為雲林、高雄、彰化及臺南等縣市。國內所飼養的甲魚，主要以生產受精蛋為主，供外銷市場使用；根據統計，2012年臺灣約外銷3億顆甲魚蛋至中國，若以每顆5元估算，年產值約達15億元，顯示甲魚產業具有相當高的經濟價值。

營養豐富的「水中補品」

鱉是甲魚的俗名，自古以來在華人地區、東南亞、日本與韓國等地，都被視為營養豐富、滋補養生的重要食材，不僅甲魚肉與甲魚蛋皆可食用，而鱉甲則廣泛應用於中藥處方之中。
從營養學角度來看，甲魚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性，並富含膠原蛋白、胺基酸、不飽和脂肪酸與多種礦物質等機能性成分，這些營養素對於身體修復、肌膚健康與體力補充具有正面幫助，因此其營養潛力長期受到肯定。
近年來，相關業者也將甲魚加工製成甲魚精及相關保健食品，甚至應用於寵物食品之中，顯示其營養價值已獲得更多元族群的認可。

鱉的好滋味，巷仔內的才知道!

雖然現代年輕族群較少接觸甲魚料理，但在傳統飲食文化中，甲魚一直被視為珍貴食材之一，像是「鱉爐」等料理，即充分展現甲魚豐富膠質與鮮美湯頭的特色。
對於從未嘗試過甲魚料理的讀者而言，不妨抱著開放心態，找機會品嘗看看。或許你會發現，甲魚獨特的口感與濃郁風味，正好符合你的味蕾，也讓你重新認識這項「養在水裡的營養寶藏」。

參考文獻

陳添喜。2009。在龜的國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鄭劭蕙、黃子鳴、涂堅。2014。甲魚養殖場環境衛生菌調查業務報告。農業知識入口網。https://kmweb.moa.gov.tw/knowledgebase.php?id=29607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2011。台灣淡水魚類養殖（下）第十五章甲魚。水產試驗所特刊，13，251-266。
教育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2026。教育部臺灣常用辭典。教育部。（資料取得日期：2026年1月28日）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2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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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欣郁 副教授

專長為食品分析、食品化學、食品摻偽檢驗、代謝體學

蔡昀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現代作物在產量與品質上表現優異，但其背後卻潛藏著遺傳多樣性貧乏的風險。當前的栽培品種，多因長期的人為馴化 (domestication) 與高度篩選，導致遺傳背景變得十分狹窄，在追求產量與商業價值的過程中，許多原本存在於自然界的優異抗性基因被捨棄，導致栽培作物在面對病原菌演化或環境壓力時，缺乏足夠的基因緩衝空間。

相較之下，散佈於自然界中的野生近緣種 (wild relatives) 經歷了長期的天擇與演化，累積了強大的環境適應與病蟲害防禦機制，透過引進這些具利用價值的野生基因，將其導入栽培品種中，已成為提升現代作物抗逆境的關鍵路徑，例如，栽培西瓜經常受到蔓枯病 (Gummy Stem Blight) 的威脅，育種家透過篩選非洲的野生西瓜品系，成功找到了能抵抗病原菌的基因；在小麥育種領域，科學家利用野生的山羊草屬 (Aegilops spp.) 作為抗銹病基因的來源，藉此在農田中建立穩固的抗病防線。

花生起源於南美洲，其演化過程約發生在一萬年前，由攜帶兩種基因組的野生二倍體花生（Arachis duranensis – 基因型為AA與Arachis ipaënsis – 基因型為BB），因人為攜帶導致生長地域重疊，在自然界中發生了跨物種雜交，該雜交產生了一個不育的二倍體 (sterile hybrid, 基因型為 AB)，隨後在自然界該二倍體發生染色體倍增 (chromosome doubling)，演化成了擁有四套染色體 (4n, 基因型為 AABB) 的異源四倍體 (allotetraploid) 花生始祖。這意味著現代栽培花生 (cultivated peanut, 基因型 AABB) 同時繼承了兩個野生祖先的遺傳物質。雖然這種演化路徑賦予了花生獨特的生理特性，卻也使其與其他野生二倍體親戚間產生了嚴重的生殖障礙，導致栽培花生的遺傳背景極為狹窄，嚴重限制了可用於作物改良的資源。

在南美洲的玻利維亞、阿根廷及巴西一帶的荒野中，科學家至今已記錄了 80 種以上的野生花生，這些野生種在自然生境中，長期與環境中的真菌、線蟲及害蟲共同演化，基因組中蘊藏著栽培花生所缺乏的抗性多樣性，例如，野生花生 Arachis cardenasii 具有極強的葉斑病及根瘤線蟲抗性，這些寶貴的資源已成為全球花生遺傳改良的重要基石，以美國商業品種 Tifguard 為例，它正是導入 Arachis cardenasii 的抗性基因片段，獲得了卓越的根瘤線蟲抗性，並在田間表現中展現出顯著的產量提升與抗病成果。然而，將野生花生基因導入栽培品種存在天然的生殖障礙，由於栽培花生屬於異源四倍體，而多數具備強大抗性的野生花生則是二倍體，這種染色體倍性的差異，使得兩者雜交後的後代染色體無法正常配對，導致不育。為了跨越障礙，育種學家運用染色體工程技術模擬現代花生的自然產生過程，首先選取兩種具備不同基因組的野生二倍體花生進行人工雜交，再利用秋水仙素 (colchicine) 處理以誘導其染色體倍增，創造出合成異源四倍體 (induced allotetraploid) ，這個過程成功克服了野生花生與栽培花生染色體倍性不相容的問題，讓新合成的異源四倍體能與現代栽培花生進行有效的遺傳交換，目前這套技術已成熟應用於品種改良，例如巴西品種BRS 425，即是透過此技術導入野生基因，顯著提升其對葉斑病的抗性。

利用野生資源改良作物，核心意義在於強化農業生產的穩定與韌性，這些存在於荒野的資源，透過傳統育種方法或現代精準育種策略重回農田，使作物具備更強的天然免疫力，進而降低糧食生產對化學藥劑的依賴，這不僅提升了作物的耐受力，也讓我們在面對未來氣候與環境挑戰時，擁有更豐富的遺傳籌碼。

While modern cultigens prioritize crop yield and quality, they harbor a hidden risk: a profound lack of genetic diversity. Most contemporary cultivars possess a narrow genetic base resulting from long-term domestication and intensive selection. In the pursuit of high productivity and commercial value, many superior resistance genes originally present in nature were inadvertently discarded. Consequently, when faced with evolving pathogens or environmental stresses, cultivated crops often lack sufficient genetic buffering capacity.

In contrast, wild relatives of crops that survived in nature have undergone years of selection and evolution, accumulating mechanisms for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and pest resistance. Introgressing these valuable wild genes into cultivated varieties has become a critical pathway for enhancing crop resilience. For instance, cultivated watermelons are threatened by Gummy Stem Blight; however, by screening wild watermelon lines found in Africa, breeders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genomic segments that confer resistance to the pathogen. Similarly, in wheat breeding, scientists utilize Aegilops spp., wild relatives of wheat, as a source of rust resistance genes to secure stable crop yields.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ivated peanut originated in South America approximately 10,000 years ago. Two wild diploid species with distinct genomes, Arachis duranensis (AA genotype) and Arachis ipaensis (BB genotype),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same geographical region because of human activities. This resulted in a natural interspecific hybridization, producing a sterile diploid hybrid (AB genotype). Subsequently, a spontaneous event of chromosome doubling allowed this hybrid to evolve into the ancestral allotetraploid peanut. Consequently, modern cultivated peanuts (AABB genotype) inherited genetic material from two distinct wild ancestors simultaneously. While this evolutionary path endowed peanuts with specific physiological traits, it also established a reproductive barrier against their wild diploid relatives. This isolation led to a narrow genetic base in peanut, significantly restricting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contemporary crop improvement.

In the regions of Bolivia, Argentina, and Brazil, scientists have documented over 80 wild species in the genus Arachis. These species have co-evolved with fungi, nematodes, and pests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s, harboring primitive resistance genes that are absent in cultivated peanut varieties. These South American wild resources serve as an essential genetic reservoir for global peanut improvement. For example, the wild species A. cardenasii possesses resistance to leaf spots and root-knot nematodes. A success story is the U.S. commercial cultivar ‘Tifguard’, which obtained root-knot nematode resistance by introgressing genomic segments from A. cardenasii,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its field performance. However, introgressing genes from wild peanuts into cultivated varieties faces the ploidy barrier. Since cultivated peanuts are allotetraploid while most resistant wild species are diploid, this discrepancy in ploidy levels prevents proper chromosome pairing in hybrids, leading to sterile progeny. To overcome this, breeders employ chromosome engineering to simulate the peanut’s natural evolutionary process: crossing two wild diploid species and treating the resulting hybrid with colchicine to induce chromosome doubling. The creation of these induced allotetraploids successfully overcomes the ploidy incompatibility, allowing the new synthetic allotetraploids to exchange genetic material with modern peanuts.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resistant cultivar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Brazilian cultivar BRS 425 utilized this technique to introgress wild-derived segment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leaf spot resistance.

The goal of utilizing wild resources to improve crops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ether through traditional breeding methods or modern breeding strategies, integrating these wild genetic assets into our agricultural systems fortifies crops with enhanced resistance. This approach reduces our reliance on chemical applications and provides a more robust genetic toolkit to navigate future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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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l-Bertioli, S. C., et al. (2015). Arachis batizocoi: a study of its relationship to cultivated peanut (A. hypogaea) and its potential for introgression of wild genes into the peanut crop using induced allotetraploids. Annals of Botany, 115(2), 237-249.
Suassuna, T. D. M. F., et al. (2019). BRS 425: the first runner peanut cultivar related to wild ancestral species. Crop Breeding and Applied Biotechnology, 19, 373-377.

作者簡介

蔡昀靜 助理教授

專長為真菌學、傳統及分子輔助抗病育種、族群遺傳學、基因體學（基因體組裝與註解、生物資訊）、植物病原流行病學、化學藥劑功效評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珊瑚生存困境

臺灣位於全球珊瑚金三角最北端，擁有豐富且多樣的珊瑚礁資源。氣候變遷、全球暖化、颱風、微塑膠粒和海洋酸化等對全球珊瑚礁健康造成嚴重的威脅。本研究團隊發現，珊瑚若在高溫或高鹽的環境下會引發生理緊迫，導致抗氧化酵素SOD與CAT顯著提升，此時珊瑚細胞正處於強氧化狀態，容易受到疾病感染，直接影響到珊瑚的成長與活存。我們近期研究發現，一種會啃食珊瑚組織的寄生性纖毛蟲會造成珊瑚引起組織潰爛病灶，在高溫或pH震盪時會導致纖毛蟲大量增生，導致珊瑚在72小時內潰爛死亡。因此，造成珊瑚疾病的三大問題為環境造成珊瑚緊迫反應、引發病原大量增生，環境引發珊瑚免疫力下降等，這些問題將會引起珊瑚礁永續。此外，環境變遷會直接影響珊瑚的攝食活動，直接影響珊瑚的成長與存活，導致珊瑚蟲或共肉組織萎縮。因此，環境、病源和珊瑚健康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珊瑚病爆發的主要原因。先前的研究幾乎都在探討珊瑚的白化與共生物之間的相關性，但我們發現同樣是動物的珊瑚也會有疾病感染的風險。本研究團隊在墾丁海域首次發現了珊瑚的寄生性纖毛蟲，這種纖毛蟲是從潰爛的Briareum violacea所分離出來，我們發現感染後72小時，就會導致珊瑚潰爛死亡。這種纖毛蟲感染後會導致珊瑚在短時間內造成潰爛及死亡，對珊瑚礁永續、生物多樣性等造成很大的影響。這將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與解決的珊瑚礁永續問題之一，這些珊瑚疾病是否是因氣候變遷或環境緊迫導致許多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引起疾病爆發還需要做進一步研究，但我們已經發現這可能與環境變遷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觀察發現，海水高溫威脅全臺的珊瑚礁健康，在2024-2025年從墾丁、小琉球、綠島及蘭嶼等都發現了30℃以上的高水溫。在這麼高的水溫下，很多珊瑚都白化甚至死亡，今年在5-7月就已經在墾丁及小琉球海域觀察到10公尺處海溫高於30℃，高溫除了導致珊瑚白化之外，也是造成珊瑚疾病爆發的因子之一，會造成珊瑚大規模死亡(圖1)。尤其是感染寄生蟲，感染後可導致珊瑚組織在短時間內潰爛死亡。這種疾病造成的傷害與珊瑚白化不同，它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值得我們去重視。因此，身為海洋珊瑚研究的學者，除了做研究及教育外，我們還能為珊瑚永續做點什麼，才能促進珊瑚礁永續與提升國人對海洋教育的重視，就有蓋珊瑚醫院及珊瑚方舟保種的規劃。

珊瑚纖毛蟲疾病

在墾丁（21”56.583 120”45.119）水深約9–12公尺處發現B. violacea珊瑚有polyp萎縮及組織潰爛的情況（圖2）。將採集的珊瑚組織樣本進行疾病微觀檢視，以18S rRNA基因鑑定，結果顯示99％與Scuticociliatia sp.相似（GenBank登錄號OR573490）。觀察到受感染的珊瑚表現出polyp萎縮，而感染更嚴重的組織會呈現白色且潰瘍病變。

Scuticociliatia sp.具有細長的身體和尖銳的頭部。當寄生在珊瑚體內攝食珊瑚組織與蟲黃藻後，可觀察到體內充滿大量蟲黃藻，飽食體長約200–250 μm（圖3-A）。攝食前體長約80–85 μm（圖3-B），體型增加3倍。體色呈現黃褐色至深褐色。體表纖毛長約4–8 μm，口纖毛長約8 μm，尾纖毛長約7 μm，paroral membrane呈L形，位於口左側。口明顯，深凹，核扭成帶狀，位於中央，運動特徵是快速、螺旋式遊動，同時圍繞主體軸線不規則地旋轉，在寄生進食期間有短暫的靜止期，進食前的運動速度比進食後更快，呈螺旋狀向前遊動。行分裂增殖（圖3-C），可在短時間內快速的生長，在短時間內就會將珊瑚組織啃食殆盡。

珊瑚醫療與復育

我們研究團隊發表了近二十篇珊瑚繁養殖、珊瑚疾病防治之研究。根據先前研究所發現的不同珊瑚養殖適合之溫度、水質、營養鹽、微量元素、光源及餌料等，在屏科大養殖保種中心建構珊瑚醫療及保種復育水槽。目前主要以救援臺灣西南沿海、小琉球、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等，受疾病感染之珊瑚。研究團隊每個月都會派員前往進行珊瑚斷枝、受感染枝珊瑚採集，並於6小時內移置屏科大珊瑚醫療水槽進行醫療。根據珊瑚的疾病分類，依照珊瑚的品種與疾病分級，設立一般救護水槽、加護水槽及健康恢復水槽等，以實踐珊瑚醫療與復育（圖4）。在治療技術方面，我們先前已發表可使用天然草藥萃取物來進行治療，選用草藥治療主要是希望能減少珊瑚對藥物之緊迫。

研究團隊每月都會前往墾丁、小琉球等海域進行珊瑚疾病檢視、斷枝採樣與珊瑚健康調查。颱風或暴雨過後更是我們出動的時機，臺灣西南沿海因有河流流經，當颱風暴雨後會造成海流或面對伸手不見五指的珊瑚礁區，找尋斷枝患病還能救護之珊瑚，移送到珊瑚醫院中，以人工照護環境下依照本團隊先前研究發表針對養殖環境控管、餌料供應、水質條件及疾病治療等來進行環境控管與監測（圖5）。

除了環境監控外，我們還會使用團隊先前已發表之天然藥物Forsythia suspensa與Melia toosenda來治療珊瑚疾病，促使組織修復及珊瑚恢復健康後，將健康的珊瑚移回原棲地，以促進臺灣珊瑚礁生物多樣性之永續。這項計畫對珊瑚礁生態永續與復育有相當大的重要性，也希望有更多的學校、社會團體、企業都能一起來加入珊瑚疾病防治與復育的活動。此外，為了落實海洋科普教育推廣，讓更多人了解珊瑚醫院的重要性，我們更辦理珊瑚種植回海中教育活動，將可提升國民海洋素養與讓更多人參與棲地復育行動（圖6）。

透過醫療、復育及教育的努力幫助臺灣珊瑚礁永續。面對現今問題，除了疾病醫療外或許更該思考我們該為珊瑚做點有益的事?包含海洋汙染、環境變遷、海洋垃圾、海洋酸化、塑膠微粒等都是人類所產生的有害物，這些都會對珊瑚礁生物造成生理危害，我們必須減少一次性垃圾的使用及減少碳排放量。有了健康的海洋環境，就能減少珊瑚礁遭受的二次威脅與傷害，提升珊瑚抗病能力。此外，我們更建立了珊瑚保種方舟，規模化養殖珊瑚以應用在棲地復育之種植，同時也為臺灣珊瑚礁建立種原庫（圖7）。珊瑚健康促進珊瑚礁永續，需要大家一起來守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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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D.-S.*, Pan, C.-Y., Sun, W.-T., Pan, C.-H., 2023. Evaluation of Forsythia suspensa extract for drug therapy of ciliate infection in coral (Goniopora columna). Aquaculture. 573, 739581.

Ding, D.-S.*, Sun, W.-T., Pan, C.-H., 2025. Extract of the natural botanical Melia toosendan prevents and treats coral ciliate disease. Aquaculture. 599, 742136.

作者簡介

丁德興 助理教授

專長為水產養殖、珊瑚礁生物繁養殖、珊瑚疾病與防治、無脊椎動物繁養殖、觀賞魚養殖、水產養殖工程

賴宥任 先生

水產養殖系博士班學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隨著都市化和人為活動的影響，海洋汙染物中微塑膠(Marine Microplastics, MPs)污染問題日益加劇。不僅對海洋生態系複雜的環境交互作用構成影響，更可能引發全新的生態衝擊。研究這些微塑膠對關鍵微生物群落的綜合影響，對於評估環境及生態風險至關重要。此外，發展可替代性材料與減塑方式也是目前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海洋塑膠污染儼然成為目前海洋汙染中重要的關鍵性環境威脅，且其對海洋生物和生態系統有可能造成深遠影響。微塑膠(Marine Microplastics, MPs)的現行定義通常以小於5毫米的所有塑膠顆粒為微塑膠，如何有效分解微塑膠，是目前各國重要研究議題。透過生物技術途徑，降低海洋微塑膠汙染，可能作為解決微塑膠和奈米塑膠污染問題的潛力方案之一。棲息於受塑膠污染環境中的微生物群落，能夠適應並在塑膠表面形成密集的生物膜，並產生活性酵素。這些酵素可能具有優異的微塑膠催化效率，展現出極大潛力。(Curren et al., 2021)

先前研究指出，全球受檢魚類中有49%含有微塑膠，平均每尾魚體檢出3.5個微塑膠，其中北美洲之魚類檢出量高於其他區域。進一步比較攝食微塑膠的影響因子，研究結果顯示，雖以海洋環境研究佔大宗(佔全部研究種類之82%)，但淡水魚類之微塑膠攝食量相對更高，此外，腐食性種類、棲息於深水層之魚種及來自養殖環境之魚類，其微塑膠檢出量均高於其他種類。(Wootton et al., 2021)

學者研究微塑膠對海洋珊瑚礁影響，結果指出近年來微塑膠已廣泛檢出於東南亞、太平洋、澳洲、印度洋及大西洋等珊瑚礁海域之不同環境組成中(如海水、沉積物、珊瑚體及水生生物)。然而，不同研究間微塑膠的豐度及分佈特徵差異甚大，主要源於強烈的人為活動(如人口密度、漁業活動、生活污水、陸源排放及觀光活動)及自然因素(如解體過程、水體輸運、沉積物特徵、棲息環境及大氣沉降等)之影響。研究發現，微塑膠對珊瑚的影響途徑主要為主動攝食及被動附著，暴露後可能對珊瑚之生理、能量代謝、成長及健康造成不利影響，長期甚至導致組織白化及壞死。此外，附著於微塑膠表面之毒性化學物質及致病菌，亦可能對珊瑚健康構成潛在威脅。(Huang et al., 2021)

聚羥基烷酸酯(Polyhydroxyalkanoates, PHAs)是源於微生物的新一代可生物降解高分子之一，已被廣泛研究作為傳統石化塑膠的潛力替代品。其中，最常見的種類如聚(3-羥基丁酸酯)(PHB)及聚(3-羥基丁酸酯-co-3-羥基戊酸酯)(PHBV)，已被證實在好氧及厭氧環境中皆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且可製成完全堆肥、適合陸地及海洋環境降解之製品，對比傳統塑膠掩埋處理的環境影響，展現出極大優勢。然而，目前 PHAs 的生產成本相對高昂，成為推廣應用的限制之一。(Meereboer et al., 2020)

由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知道，海洋中的微塑膠不僅對於魚類具有危害性，亦會對珊瑚等無脊椎生物生存具有威脅性。因此有科學家，致力於找尋其他可替代性塑膠物質材料的開發，並且兼具可被生物分解等特性，以期降低微塑膠對海洋環境之衝擊。

(1)海洋中的塑膠源自多元途徑，其中陸源輸入佔主導地位，研究估算2010年約有4.8–12.7百萬公噸(其中1.15–2.41百萬公噸來自河川)之管理不當的塑膠廢棄物進入海洋，其中約80%來自陸源，20%來自漁業活動或海上意外遺漏。

(2)一部分塑膠附著於海岸，堆積成為堆積物。

(3)漂浮於海洋表層之塑膠受物理及化學因素影響，逐漸碎裂成微塑膠及奈米塑膠，例如：(4)機械力、(5)光降解及(6)可能的生物降解過程。光氧化過程不僅促使塑膠裂解成更小的次級產物，其中一部分甚至可被微生物利用，還能引入官能基至聚合物中，進而提高微生物降解的可能性。

(7)微生物及附著生物之生物淤積，導致塑膠–生物膜聚集體密度增加，發生喪失浮力及沉降的現象。

(8)微塑膠及大塊塑膠可能被海洋生物攝食，對生物體健康及食物網造成影響。

(9)部分塑膠最後在海洋環境中沉降，堆積於海床。

最終，在生物降解過程中，微生物酵素裂解塑膠聚合物，形成寡聚體及單體，供微生物攝取及利用，作為碳源及能量來源，使塑膠完全降解成二氧化碳或甲烷，完結其在海洋中的循環。

塑膠以載體形式進入水環境，成為微生物及附著化學物質之傳輸媒介。一旦進入水體，塑膠受非生物因子影響而裂解成更小之微粒，這些微粒隨後被水中之浮游微生物附著，形成生物膜(biofouling)，使微粒密度增加，進而沉降至水柱下層。附著於微塑膠表面之微生物之間，因緊密共生關係，促進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使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得以在「塑膠球層」(plastisphere)微生物群落間傳遞，擴大抗藥性的影響範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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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 E., Kuwahara, V. S., Yoshida, T., & Leong, S. C. Y. (2021). Marine microplastics in the ASEAN region: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88, 117776.

Huang, W., Chen, M., Song, B., Deng, J., Shen, M., Chen, Q., … & Liang, J. (2021). Microplastics in the coral reefs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on corals: a mini-review.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62, 143112.

Meereboer, K. W., Misra, M., & Mohanty, A. K. (2020).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s in the biodegradability of polyhydroxyalkanoate (PHA) bioplastics and their composites. Green Chemistry, 22(17), 5519-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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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tton, N., Reis-Santos, P., & Gillanders, B. M. (2021). Microplastic in fish–a global synthesis. Reviews in Fish Biology and Fisheries, 1-19.

作者簡介

吳育昇 副教授

專長為天然物開發、水生生物細胞培養、細胞損傷機制

潘柏愷 先生

水產養殖系學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美國總統川普近期頒布的關稅貿易政策，造成臺灣養豬產業面臨新一波的巨大衝擊，沉寂已久的萊豬議題又再次躍上臺灣新聞版面。美國智庫專家指出：美國對臺關稅可望從日前宣布的32%，大幅降低至10%，附帶的條件包括擴大美豬及美牛的進口量，以目前美豬生產以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為主流，未來將不可避免被迫開放萊豬進口。合法添加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於動物飼料中提升瘦肉率的操作，是否對人類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各方爭議已久，也各有論述，從目前科學論證的角度而言，全球開放萊克多巴胺作為飼料添加劑用於動物生產的國家有美國、加拿大、澳洲、泰國等十六國，但包含中國、臺灣、俄羅斯及歐盟等16多個國家目前仍禁止在飼料中添加萊克多巴胺。儘管如此，因為萊克多巴胺已被聯合國國際法典委員會於2012年正式認定為動物用藥，作用為增進動物生長，並且訂定了使用及殘留標準，因此世界各國普遍允許進口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目前僅剩台灣、俄羅斯、中國、及歐盟國家未開放。對於本國禁用萊克多巴胺為飼料添加劑，但同意含萊克多巴胺的肉品進口的國家而言，傳統做法均為在市場販售的肉品上明確標示本地產或進口肉，以提供消費者多樣化選擇。臺灣雖未開放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但目前已仿照此一模式，提供本產豬肉「臺灣豬」的標示，強化消費者對本產豬肉安全美味的信心，因此市場上隨處可見標示著「臺灣豬」肉品，未來若因應臺美關稅談判不得已需進口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我們所要關切的恐怕不只是食安與健康問題，更需要關切的是生產成本效益，受限於飼料原料多為進口以及地狹人稠的地理條件，臺灣的豬肉生產成本大幅高於世界上其他豬肉生產大國是不爭的事實，面對大量便宜豬肉進口，消費者是否能忍受價差持續選擇健康美味的國產豬肉，勢必成為養豬業者的一大挑戰。

隨著經濟動物生產趨向規模化、效率化，利用飼料添加劑改變動物體內能量代謝途徑，以提升動物瘦肉率的研究，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是動物營養領域的一大主流；源自於中草藥概念，以植萃物取代飼料中促長抗生素的添加，保護動物免受環境病原的侵襲與傷害，近十年來也成為畜牧研究的熱門領域；此外，運用益生菌作為飼料添加劑，穩定動物腸道菌相，優化動物免疫力，提升動物健康與福祉，相關研究數十年來亦持續進行著。以乙型交感神經受體素(β-adrenergic-agonist，萊克多巴胺為其中一種)為例，僅須在動物肥育期(生長後期)少量添加，並搭配適當的飼料營養配方，就可促進動物肌肉的生長，減少脂肪生成及堆積。對歐美國家來說，肥胖造成的心血管疾病問題，是公共衛生最為專注的議題，如果能透過飼料營養降低動物生長時期的脂肪蓄積，則有助於從日常生活中解決肥胖造成的公衛問題。因此，飼料添加劑的使用與人類生活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飼養經濟動物的直接目的是穩定供應人類食物的動物蛋白，從實務層面上來看，經濟效益是首要考慮的條件，以臺灣地區飼料年耗用量達八百五十萬噸，若飼料當中添加了沒有實質功用的飼料添加劑，即使添加劑成本只占飼料成本的0.1%，造成的成本浪費便高達新臺幣10億元以上。因此，在飼料添加劑的研發上，更必須以科學為基礎，並採取更嚴謹的管控。與人類健康食品的開發相似，飼料添加劑從需求發想至最終成為商業應用產品，當中經歷一連串嚴謹把關的流程，包括概念建立、機制推論、到雛形產品生成、接著進行動物試驗驗證效能及安全性，而後還須經過產品製程優化，最終方能上市銷售並在產業中應用。也因此，除了畜牧生產效能的提升，現在市面上更可見許多藉由飼料添加劑使用，調控動物營養及生長而獲取的多樣化功能畜產品，例如訴求以植物萃取物取代飼料抗生素使用，全程無抗飼養的香草豬^®、香草雞^®，訴求飼料中添加高效抗氧化礦物元素有機硒生產的抗氧化硒雞蛋、強調畜舍環境搭配飼料益生菌飼養的無毒豬^®等等。

從現在開始，請不要再用「廚餘」或「豬食」形容那些看似不美味不營養的食物，因為現在動物吃的飼料，可是跟嬰兒配方奶一樣經過精算與設計，還考量到適口性的色、香、味俱全的動物營養品呢！

作者簡介

姜中鳳 助理教授

專長為動物育種、動物試驗設計、豬隻飼養管理、動物行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森林為人類的故鄉，除了生產木材外，在其周而復始的生活週期裡，更具有調節環境、降低溫室效應的功能，重要的是在其生長過程中同時亦會製造出對人類及動物身體及生理上有著莫大助益的森林副產物。每當我們置身於綠意盎然的森林環境時，我們身體頓時會覺得輕鬆愉快、寧靜清新而充滿活力。可以讓繁忙的您洗淨都市的塵囂，舒解工作壓力，箇中奧妙就是環繞在四周的天然芬多精-植物揮發性化學因子。圖1為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內森林環境。

日本人把森林舒壓放鬆的行程稱為「森林浴 (Shinrin Yoku，しんりんよく)」，這詞最早出現於1982年，意為「悠閒漫步於森林中，沐浴精氣，鍛鍊身心」。在臺灣又譯成森林療癒，英文翻譯則多為Forest Bathing和Forest Therapy。2013年日本學者上原巖將森林療癒定義為「各種應用森林環境以增進健康的自然療法或環境療法」。簡單來說，吸取芬多精的最大好處就是純天然，不會有副作用，是相當好的自然療法。日本千葉大學環境健康領域科學中心宮崎等人，發現森林環境能夠增加受試者的副交感神經活性，降低交感神經活性，明顯地降低脈搏率，證實森林療癒有益身心健康。為何森林療癒有如此的功效？其原因就在蘊含於森林的神祕精氣中，其又被稱為植物維他命或芬多精。

芬多精(Phytoncides)有「植物的防衛能力」的直接含意，Phyto-植物之意，ncide為殺蟲之意。Phytoncide一詞最早是於1930年由俄羅斯生化學教授Boris P. Tokin博士提出，他發現有些植物會釋放高活性的物質，避免植物本身腐爛或被動物或昆蟲所食。即從植物所散發出來一切具有芳香性之極微的化合物，並有殺死原生動物或細菌類效果之氣體的總稱(神山恵三，1983)。芬多精的主要成分稱之為「萜烯類」(Terpenes)，植物釋出物大多數是屬於半萜烯類(Hemiterpenes)、單萜烯類(Monoterpenes)及倍半萜烯類(Sesquiterpenes)化合物。這是一種芳香性碳水化合物，除了具有高揮發的特性外，並具有特殊的香味。不同的樹種有不同的萜烯類(Terpenes)，就算同一種樹，本身也有數量、種類不等的萜烯類(Terpenes)。這些差異就會造就不同的香味及不同的生物功能性。萜烯類(Terpenes)，基本單元為異戊二烯(Isoprene，C₅H₈)分子由頭對尾連接形成鏈狀結構或是環狀結構的天然物，通式為(C₅H₈)n。若由化學結構來區分，萜烯類(Terpenes)又可依異戊二烯的個數而區分為單萜類(C₁₀H₁₆）、倍半萜類(C₁₅H₂₄)、二萜類(C₂₀H₃₂）、三萜 (C₃₀H₄₈，Triterpenoids)和多萜類(多個異戊二烯組成，Polyterpenoids)等等(王升陽、張上鎮，1998)。

樹木所散發出來的香味成分，通常可利用水蒸氣蒸餾的方式由植物中獲得，而當其隨蒸氣由植物體內分離後，是以油狀浮在水上，故習慣上將這些混合物稱為「精油」(Essential oil)，而在下半部分之水狀物則稱為「花水」或「純露」(Hydrosol)。精油及純露兩者之主成分不同，其生物功能性及應用上也不同(圖2)。

芬多精及精油可經由皮膚、肺部或胃腸道進入體內，文獻記載上可以改善腦部神經的訊息傳遞，進而產生舒張、鎮靜與抗痙攣效果，因而可以穩定情緒、幫助安眠、預防氣管疾病。因此，芬多精及精油於生物體應用上可透過三個途徑：

1. 植物芬多精芳香氣味可由鼻子吸入會刺激嗅覺器官，由此傳入腦中控制情緒的區域(刺激大腦前葉分泌出內啡肽和腦啡肽兩種荷爾蒙），可以影響人的情緒反應，達到愉悅快樂的效果。
2. 精油可由皮膚吸收刺激表層神經末梢以產生反應，再傳送到腦部，經過一連串化學反應，使大腦產生提振或放鬆的情緒反應，而達到身體恆定律、促進健康。分子量在800道爾頓(Dalton)以下才能進入皮膚，芬多精及精油分子量介於26-300道爾頓(Dalton)，故效果好。
3. 精油可由表皮吸收進入真皮層及血液循環中，對身體的器官影響不大，但對肌肉酸痛或症狀的解除有改善作用。

一般來說，在針葉林的松、杉、柏科類樹木，其萜烯類(Terpenes)的質與量上，較其他植物含量為高，所以如今我們對芬多精及精油的直覺印象，也來自這類植物。尤其在臺灣樹木學上有特殊意義的五個樹種，即臺灣扁柏、紅檜、臺灣杉、臺灣肖楠、香杉，具有臺灣特色香味的木材，又稱為臺灣五木，分布廣及全島，蓄積豐富，為台灣重要芬多精及精油來源(圖3)。尤其是臺灣特有的臺灣扁柏和紅檜為世界七大檜木種中緯度最低之兩種檜木，香味成分變化豐富，其精油分別具有特殊的辛辣味及甜味。一般扁柏的辛辣味來源被認為應是大量的單萜類，如松烯(α-Pinene)，檸檬烯(Limonene)，異松油烯(α-Terpinolene)，松油醇(α-Terpineol)所共同形成，而紅檜中較甜的味道應該是桃金孃烯醇(Myrtenol)及桃金孃烯醛(Myrtenal)所貢獻(圖4)。

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Miyazaki 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嗅聞臺灣扁柏精油後可使血壓降低，同時可使精神集中、提升工作及作業效果。進一步的研究更發現，檜木油中之主成分α-松烯(α-Pinene)(圖5)對因工作負擔而引起之脈博數增加，瞳孔反射的變化具有抑制效果，即有減輕疲勞之功效。簡而言之，吸聞臺灣扁柏及紅檜精油可以紓解「緊張」、「疲勞」、「憂鬱」及「憤怒」等情緒(王升陽、張上鎮， 1998)。台灣森林的面積占全島約60%，為全球前十名高森林覆率的國家，許多的植物具有特殊的香味，而受國人甚至世界各國木材利用者的重視與喜愛，是臺灣非常珍貴的寶藏。芬多精(Phytoncides)及精油(Essential oil)蘊藏於森林中的質與量均非常高，協助我們調整身心靈的正向能量。所以在忙碌緊張的工作之餘，何不放下手邊的工作，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到森林中做場「森林療癒(芬多精)」或獨自在書房中享受「居家空間療癒(精油) 」，盡情享用來自森林給予的芳香維他命。

作者簡介

林建宗 助理教授

專長為木材化學、植物芳香學、植物萃取與儀器分析、森林副產物應用、木材膠合與製漿造紙。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木材怎麼來？砍樹可以吧？！

適當的砍伐是可以的，但前提是要在「合理」的範圍內，那什麼又是合理呢?

臺灣的土地面積為36,197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積就佔了21,970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達到60.7%，顯示森林在臺灣之重要性，而「森林」又可分為天然林以及人工林。

天然林：也就是未經人工干涉的原始森林，蘊育著豐富的自然生態，這類森林是禁止砍伐的(俗稱的山老鼠就是未經許可隨意盜採的人)。

人工林：以生產木材為目標所經營栽種的林地，在適當的規劃下申請，就能夠進行合法的砍伐。

而所謂適當的砍伐，包括人工林各階段疏伐，因為是以生產木材為目標，初期種植方式以高密度排列，此舉可減少林下雜草生長，而當樹木成長至會影響鄰樹的狀態時，則會進行疏伐。

疏伐是什麼?

疏伐是一種永續林業的管理方式之一，透過有計畫地移除部分樹木，能夠提升森林的健康與生態多樣性。當部分樹木被移除後，剩餘的樹木能夠獲得更多陽光與養分，促進生長，同時減少過度競爭，降低病蟲害的風險，疏伐後的空間也有助於幼苗的萌發與成長，使森林得以自然更新。

砍伐下來的中小徑木不僅能加工成木藝品、家具、建材等高價值產品，更可以用於造紙、生質燃料或菌菇栽培基質等，確保資源的最大化利用，提升木材的經濟價值。

如果完全不砍樹，讓它們一直長到老死，最後還是會因天災或自己倒下等經歷分解、腐爛，這時候生長時辛辛苦苦固定的碳也會瞬間回歸大氣，等於白忙一場，完全沒有達到長期儲碳的效果。反過來說，適當砍伐後的木材變成家具、建築或其他產品，碳就能乖乖被鎖在裡面，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會亂跑，與其讓樹木默默老去，最後碳排回歸原點，不如好好利用，讓它們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活著」，這樣砍樹才是真正環保的選擇。

為何要用國產材?

當你聽到「國產材」，你可能會想，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推廣使用它呢？其實，使用臺灣在地生產的木材，不僅能提升產品品質，還對環境與經濟帶來許多正面影響。

木材加工利用-從一棵樹變木製品

你是否曾好奇，一棵樹如何變成我們日常使用的木製品？國產材經過一系列嚴謹的加工處理，成為堅固耐用的建築材料、家具或工藝品。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段精彩的轉化歷程。

製材-將原木轉化為木材

當原木從森林運送到製材廠，首先會進行剖料，讓原木變成更容易加工的材料。

• 裁斷與鋸切：依照用途，將原木鋸成不同尺寸的板材、角材或特定規格。
• 分級與分類：根據木材的紋理、節、物理性質等條件，篩選適合不同用途的木材。

產生的木屑與邊料也不浪費！這些剩餘資材可作為燃料，充分利用森林資源。

乾燥-穩定木材，提升耐用性

剛鋸好的木材含有大量水分，若直接使用，容易變形、開裂或腐朽，因此必須經過乾燥處理。

• 天然風乾（自然乾燥）：將木材堆疊於通風處，讓水分自然蒸發，適用於不急需或特定樹種的木料。
• 窯乾（人工乾燥）：透過專業乾燥窯控制溫度與濕度，讓木材在較短時間內達到適當含水率（臺灣約12-16%之間），大幅提升穩定性與耐用性。

乾燥後的木材更輕盈、強度提高、不易變形，適合用於家具、建築、裝潢等應用！

加工-精細處理，創造無限可能

乾燥完成的木材，將進一步加工，提升性能與外觀，使其適用於不同產業需求。

塗裝-強化防護，賦予多元風格

提升木材的耐候性與美觀，提供防潮、防腐等保護，使其更適用於多種環境與用途。

設計作品-展現木質溫潤

以上作品皆為「林的四次方」設計製作，若有興趣，歡迎聯絡「林的四次方」臉書粉絲專頁。

作者簡介

鄧兆鈞 講師

專長為工藝與產品設計、木構造設計施工、當代創作思維、複合媒材物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傳統雜交育種

作物品種改良為一耗時費工之過程，育種家可藉由親本雜交獲得具有遺傳變異的後代族群，利用譜系法(Pedigree method)、混合法(Bulk method)、混合譜系法(Mass-pedigree selection)、單粒系統法(Single seed descent method)或多系雜交法(multiple cross breeding)等方式評量外表性狀選拔優良個體，代復一代純化穩定成為品系，進一步提出命名成為品種。作物之外表性狀受基因、環境及兩者交感效應所影響，在面對氣候變遷、新型病蟲害快速增加的情況下，傳統雜交育種愈顯成效不彰，因此開發分子標誌輔助選種(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MAS)等新型態育種方式為重要課題之一。

分子標誌輔助選種

分子標誌輔助選種(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MAS)係利用酵素活性或基因組DNA(Deoxyribonucleic acid，去氧核糖核酸)檢測方式融入後代優良個體選拔過程，可在植株幼苗期進行檢測且不受環境季節影響，提早得知並淘汰不良基因型個體，加速育種流程。由於近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中，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技術普及加上定序技術的成熟、成本下降，以至於基因體數據快速的累積，使MAS多以檢測基因組DNA為主，並成為育種流程中重要的一環。

分子標誌的種類

一、同功異構酶(Isozyme)
指具有相同受質且專一性高，但是分子型態不同的一群酶(酵素)，同功異構酶之差異受基因所控制，可於電泳圖譜上表現出多型性，為共顯性標記，能夠區分出同質結合(homozygote)及異質結合(heterozygote) 的個體。

二、限制酶片段長度多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
利用限制酵素(restriction enzyme)將DNA截切成不等長之片段，爾後將這些核酸片段以電泳方式分離，並利用轉漬方式將其轉印到轉漬膜上。使用特殊標記的探針(probe)與膜上DNA進行雜合(hybridization)，隨後用顯影技術分析雜合片段。RFLP為共顯性標記，能夠區分出同質結合及異質結合的個體。

三、核酸逢機增幅指紋(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
利用單一引子(primer)在較低的煉合溫度(annealing temperature)(30 – 40℃)，經過PCR反應擴增不同長度片段，經電泳分析其多型性。RAPD為顯性標記，無法區分出同質結合及異質結合的個體。若將RAPD條帶進行定序並重新設計引子即可得到SCAR(Sequence characterized amplified region)標誌。

四、增幅片段長度多型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FLP)
使用二種不同的限制酶截切DNA後，接上轉接序列(adaptor)後根據adaptor及限制酶切位設計引子，選擇性的擴增片段，再定序、分析擴增片段。AFLP亦為顯性標記，無法區分出同質結合及異質結合的個體。

五、簡單序列重複(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
簡單序列重複又可稱為微衛星重複序列(microsatellite repeats)，遍布於真核生物基因組中，所以可利用SSR兩旁的序列設計引子，其PCR擴增產物呈現多型性。通常SSR為共顯性標記，能夠區分出同質結合及異質結合的個體。

六、簡單序列重複間(Inter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ISSR)
ISSR為利用SSR之特點在其5’或3’端延伸1 – 4個核苷酸當作引子進行PCR擴增分析條帶多型性，可為顯性或共顯性標記。

七、單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SNP為基因組DNA序列中單一鹼基對(base pair)的變異，即四種核苷酸腺嘌呤(Adenine, A)、鳥嘌呤(Guanine, G)、胞嘧啶(Cytosine, C)與胸腺嘧啶(Thymine, T)。可利用此特性設計專一性引子進行PCR反應擴增片段或定序方式分析在基因組分布情形。SNP為共顯性標記，能夠區分出同質結合及異質結合的個體。

八、切割擴增多型性序列(Cleaved amplified polymorphic sequence, CAPS)
CAPS基於SNP的基礎上結合了限制酶作用，可看作同時結合PCR與RFLP分子標誌的特性，先透過PCR反應擴增片段再以限制酶截切片段來產生大量多型性分析資料，為共顯性標記，能夠區分出同質結合及異質結合的個體。

利用分子標誌輔助選種的育種成果(表1)

一、水稻
水稻為臺灣重要糧食作物之一，完整的灌溉系統與高度機械化作業加上有許多農業改良單位進行新品種的開發，使得臺灣具有多樣化的水稻品種，近年來更藉由分子標誌補助選種技術育成與環境因子、病蟲害抗性相關的新水稻品種，以下介紹近年來以MAS方式所育成的水稻品種：

(一)臺南16號、臺南19號
水稻臺南16號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欲改良米質優良日本品種越光在臺灣二期作光敏感性之不良性狀，以過去良質米品種臺農67號為貢獻親提供光鈍感基因座於越光品種，利用MAS技術育成兼具越光米質及臺農67號光鈍感特性之品種，增加二期作產量；水稻臺南19號同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品種，欲改良具有芋頭香味、適應性廣之臺南13號，其在高溫環境下具有較高米粒白堊質之不良性狀。利用MAS技術將低白堊質及高食味相關數量性狀基因座導入其中，改良米質。

(二)臺農85號
水稻臺農85號為農業試驗所改良優質水稻品種臺農71號對褐飛蝨的抵抗性，利用與一年生野生稻種Oryza nivara抗褐飛蝨品系RI53雜交，使用MAS方法將抗蟲基因導入臺農71號育成臺農85號，並維持臺農71號之早熟、優良米質等特性。

(三)臺中秈199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引進國際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的抗白葉枯病水稻品種IRBB62與臺中秈10號雜交，利用MAS技術將Xa4、Xa7、Xa21三個抗病基因導入，並維持親本的優良性狀育成臺中秈199號。

(四)臺大高雄1號
水稻臺大高雄1號為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與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鍾嘉綾教授合作，利用MAS技術將抗稻熱病品種IRBL9-W之Pi9抗病基因導入高雄145號育成臺大高雄1號，且維持親本高雄145號之優良性狀，商品名為「情有獨鍾」。

二、落花生
落花生為臺灣重要糧食作物之一，可加工成具特殊風味食品，深受消費者喜愛，但其中的亞油酸(Linoleic)結構不穩定，易氧化產生油耗味。當油酸(Oleic)比例增加時可提高油質穩定度，增加落花生的櫥架壽命。因此臺南區農業改場利用高油酸品種013(2)-1-F₂與臺南14號雜交，使用MAS技術導入ahFAD2A、ahFAD2B主效基因育成高油酸比例之臺南20號。

三、甘藍
甘藍為臺灣重要大宗蔬菜，其鮮食及加工特性深受國人喜愛，產量穩居蔬菜類第一名。但臺灣夏季高溫的環境不利其生產，因此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利用MAS技術將抗黃葉病基因座導入現有品種中產生臺中3號甘藍，可有效降低在高溫環境中容易罹病之黃葉病，穩定產量。

四、番茄
番茄為臺灣重要果菜類蔬菜，因其豐富的營養價值及多種用途，加上國人飲食習慣逐漸多樣化，番茄市場需求逐年增加。在栽培過程中黃化捲葉病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因此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自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之番茄種原中選拔抗病品系，並利用MAS方式將抗病基因堆疊至一代雜交種中育成番茄臺中11號，提供有機及露天栽培使用，作為農友種植的新選擇。

作者簡介

吳晉宇 助理教授

專長為作物基因組編輯、作物逆境生理、利用作物基因編輯技術改良作物，使作物更適應氣候變遷，確保糧食供應無虞。